卡洛斯三世于1788年12月14日驾崩，卡洛斯四世即位。他遵从了父亲临终前向他提出的明确建议（就像政治遗嘱一样）让当时的国务秘书弗洛里达布兰卡继续留任。卡洛斯四世即位之初，恰逢法国议会开会和大革命爆发。从那时起，卡洛斯四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拯救他的堂亲路易十六。十月事件发生后，路易十六给卡洛斯四世写了一封信，信中宣称他不再能主宰自己的行动。当弗洛里达布兰卡对法国议会的强硬外交似乎使路易十六处于危险之中时，卡洛斯四世用阿兰达取代了他，阿兰达主张对法国政府采取开放政策。但是，1792年8月10日之后革命进程的加剧，共和国的宣布和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反过来又推翻了阿兰达的和解方案；卡洛斯四世解除了伯爵的职务，将他的信任和政府的领导权交给了年轻的戈多伊。路易十六被判处死刑并被斩首时，他在国王的完全同意下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欧洲联军。

此外，来自国民大会的法国大使将大革命滋生的所有反君主主义偏见和保留意见带到了西班牙宫廷；从另一个极端来看，英国外交官也成为了恶意流言的焦点。于是就有了关于王后与戈多伊的关系的不正常的阴暗谣言，公约曾让三位王后成为诽谤的对象：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后玛丽亚·卡罗利娜（费迪南多一世之妻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姐姐）和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路易十六的表姐）。不幸的是，这些流言蜚语成了后来所有史学的模式。对王后和戈多伊多年来往来书信的了解和研究曾一度被认为是他们之间通奸关系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书信反映的不是恋人之间的激情，而是戈多伊对王后的尊重和王后对戈多伊带有母性色彩的爱慕。此外，在王后的背后，作为一般政策的最终指导者，总会提到国王，而国王的无效性远远低于人们的想象。

卡洛斯四世从未忘记自己对法兰西王室利益的认同，即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未来的路易十八）复辟的可能性，这迫使戈多伊对法国保持双重外交。1798年，执政官发现了这一现实，要求卡洛斯四世解除戈多伊的职务，而他的权力也确实被启蒙运动传统的后裔们所取代，但戈多伊仍留在宫廷，充当国王和王后身边的顾问。拿破仑·波拿巴上台后，法国政局发生了变化，他先是担任执政官，后来又担任第一执政官，这使得卡洛斯四世能够解除乌尔基霍的职务，并召回戈多伊，因为他对法国的首要承诺是对葡萄牙的战争，葡萄牙是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政策纲领，他将指挥葡萄牙的行动。戈多伊率领西班牙军队，以阻止法国联军进入的速度，化解了葡萄牙的抵抗，但事实上，根据卡洛斯四世的王朝忠诚标准，戈多伊同时也挽救了布拉干萨王朝；《巴达霍斯条约》（1801年）只是允许修正边界，但拿破仑非常不欢迎这种和平，他觉得自己被耍了。此外，与拿破仑的结盟使卡洛斯四世得以支持教皇庇护六世的立场，另一方面，意大利版图的重组导致前托斯卡纳大公国变成了伊特鲁里亚王国，有利于帕尔马公国的继承人卢多维科一世和他的妻子玛丽亚·路易莎（卡洛斯四世的女儿）。

1801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费尔南多与堂妹、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玛丽亚·安东妮亚公主成婚，费尔南多的训导者卡农·埃斯科伊基兹是私掠船的暗中敌人，在他的邪恶影响下，王子宫廷成了支持英国外交、反对私掠船的阴谋焦点。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妃

费尔南多七世将王冠归还给卡洛斯四世，然后迫使卡洛斯四世亲自退位，并威胁他要对已经在马德里和王国其他城市起义的西班牙人进行可怕的报复。

被迫退位后，卡洛斯与玛丽亚·路易莎夫妻俩和跟随他们来到巴约讷的戈多伊一起被囚禁在枫丹白露。在拿破仑

1814年拿破仑倒台后，卡洛斯和玛丽亚·路易莎搬到了罗马的巴拉贝里尼宫，在那里住了将近四年，靠儿子费尔南多寄来的抚恤金生活。同年10月1日，卡洛斯再次将西班牙王位让给了儿子费尔南多七世，承认费尔南多七世为西班牙国王，并在罗马签署了协议，之后一直流亡在罗马，他们一直保护着被王后立为财产继承人的曼努埃尔·德·戈多伊。1819年1月1日，帕尔马的玛丽亚·路易莎接受了最后的仪式，并于次日去世。当时，卡洛斯在那不勒斯探望他的弟弟、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多一世，以减轻痛风对他的折磨。

当卡洛斯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准备于1月13日返回罗马时，他却突发痛风并伴有高烧，从此一病不起，仅六天后就于1819年1月19日去世。

《卡洛斯四世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