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9日，武汉政府以唐生智为总司令，出师河南，继续北伐。黄琪翔为第四军前敌总指挥(时黄已升任副军长)，率部沿铁路向开封进攻。7月，黄琪翔升任第四军军长。

1927年12月12日，留守广州的教导团和广州工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张发奎、黄琪翔被迫逃往广州河南李福林处躲避，以总指挥和军长名义急召东西江部队遄返广州，协同朱晖日的公安部队向起义军反扑，镇压了广州起义，血腥屠杀革命群众。黄琪翔对这一事变负有重责，在内外舆论指责下，离职前往香港。

1928年7月，黄琪翔赴德国柏林，入柏林大学补习德文。黄琪翔在柏林逗留期间，邓演达、叶挺，宋庆龄等人也在柏林，黄琪翔受他们影响，有所觉悟。他赞同邓演达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并赞助邓演达在中国组织和建立既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的主张。

1929年5月，黄琪翔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宋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

1930年5月，邓演达也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8月9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任总干事，黄琪翔当选为干事会，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1931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黄琪翔乃担负起与各方联系之责，继续“临委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震动。原第四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举国瞩目。黄琪翔当时仍在上海，曾亲至前线，并领导“临委会”在上海的同志组织义勇队参战，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慰问等活动，支援前线。上海抗战失败后，“临委会”在上海的组织也多被破坏，黄琪翔避往香港。

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后，经过原第四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积极筹划，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推黄琪翔为大会主席团主席。黄在会上宣读了宣言，宣告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改国号为中华共和国。这就是当时称为“闽变”的福建人民政府运动。

1934年夏，黄琪翔重赴德国柏林。黄琪翔在柏林期间，正是希特勒实行法西斯专政，反动气焰空前高涨之时，在德留学的中国学生组织“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黄加入了该组织，由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1935年11月，章伯钧、彭泽民等在香港召开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黄琪翔尚在德国，仍被推为总书记。

1936年10月间，黄琪翔在柏林接到陈诚来电，要他回国参加抗战。黄琪翔立即动身回国。次年1月，黄琪翔在南京会见陈诚，复由陈诚引见蒋介石，蒋介石委任黄琪翔为中将高级参谋，后任命为训练总监炮兵监。

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期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黄琪翔同国共两党负责人在南京市上海路五台山黄宅庭院合影。图右起：朱德、周恩来、黄琪翔、郭秀仪（黄琪翔夫人）、叶剑英、张群。

1937年8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谈判，21日达成合作协议，中共代表来到南京谈判期间到黄琪翔住宅拜访，郭秀仪准备了便餐，夫妇俩与两方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张群在庭院合影留念，为当时的历史留下了记录。文革时红卫兵抄家，将这张照片的底板遗落在地上，郭秀仪小心翼翼地将底板藏了起来。这张珍贵照片现在芦沟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多处展出，成为历史的见证。

1937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为副总司令防守上海。不久，黄琪翔又调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指挥青浦，嘉定一线的防御作战。11月5日，日军以其海、空优势，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围攻上海。黄琪翔闻警星夜赶赴松江，抽调部队驱逐登陆日军，无效，乃扼守黄浦江以图阻止日军前进，保障松江以固上海侧后安全。黄琪翔只率参谋若干人驻松江城指挥，倾注所有残存部队，竭力抵御。经两昼夜激战，终于不支，日军坦克于8日开进松江，黄琪翔由小道退出，全军西撤。黄琪翔随军到达武汉。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图为黄琪翔（右）和周恩来于1938年在武汉合影。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黄琪翔努力与周恩来合作，壮大抗日阵容。

1938年3月，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武汉召开大会，黄出席参加。会后，张厉生对黄说会议上恐怕会出问题，黄不明其意。会议进行时果然有人捣乱，黄即加以制止。原来，这些捣乱分子是中统、军统特务组织的，黄因此为张厉生所不满。8月，周恩来去职。黄不安于位，乃请陈诚调其为军训部次长(部长白崇禧)，离开武汉前往桂林。从1938年秋至1939年，一年多时间里，黄在军训部次长任内呆在桂林。

1939年秋，日军在湖南、湖北战场发动进攻。黄琪翔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率李默庵的一个军和第四军驻防湖南邵阳，拱卫长沙。但军队还没有调到战场上，黄琪翔又被调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湖北襄樊，参加枣宜会战。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黄琪翔先后担任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等职，在前方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图为1940年1月第五战区将领的合影，右二为黄琪翔。

枣宜会战是抗战中较重大的战役之一。日军出动了五个师团的兵力，第一期作战以占领枣阳、襄阳、老河口为目的。黄琪翔第的十一集团军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辖，担任枣阳地区正面防守。其时，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请假回川，战区长官部又以黄琪翔兼任该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该部作战。1940年5月4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第六师团之一旅团向第十一集团军进攻，占领高城、安居阵地。黄琪翔以第八十四军一七五师在唐县镇附近阻击，使主力部队得以转移到枣阳阵地周守。但此时在唐县镇正面进犯之敌，从两翼包抄，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枣阳暴露敌前。8日，黄琪翔部队被迫弃守枣阳，撤至襄樊撤退时，黄琪翔满腔悲情，在办公室黑板上，挥泪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黄部撤退后日军紧迫不舍。黄琪翔以第一七三师阻击日军，由于寡不敌众，该师在激战中，自师长钟毅以下大都阵亡。黄琪翔率主力撤至外线后，沉着指挥，积极反攻，对敌实施反包围，在友军协同下，将日军的四个师团兵力，围困在襄东平原地区，激战至11日，敌伤亡惨重，突围东退，枣阳复被克复。但在襄东追击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少数部队与敌发生遭遇战，壮烈殉国。敌复以反扑，于17日再度侵占枣阳。

黄琪翔所指挥的部队是杂牌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又是临时隶属，难以调遣。枣阳、襄阳、樊城相继失守后，黄琪翔曾愤慨地说：“若有当日第四军在手，我对抗战不至于毫无办法。”

1943年，黄琪翔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参与指挥滇西反攻战，打通中印公路生命线。

1940年9月，第十一集团军番号撤消，黄琪翔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于1941年初到重庆。这年冬，黄琪翔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湖北恩施和四川黔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拘禁在恩施，黄琪翔不避嫌疑，时加看望并予照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组织远征军，在昆明设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陈诚)。抗战胜利后，黄琪翔改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等职。1946年，该司令部撤销，黄琪翔回到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中国最高奖章“青天白日勋章”以及美国最高奖章“自由勋章”。黄琪翔回到重庆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实际上解除了军职。黄琪翔第一个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

1947年，黄琪翔被任命为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相当于驻德国的临时使节。德国战败被盟国军队占领后，划分为四个地区，分别受美、英、法、苏四国管制。1948年9月卸任回国。黄琪翔在香港期间，曾向中共负责同志表示希望在党的领导下，为解放事业多做一些工作。因此，他曾写信给张发奎、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原四位将领，策动他们起义。

1949年8月间，黄琪翔在香港宣布拥护中共政权。黄琪翔在中共组织安排下携眷北上，回到北平，以特邀代表资格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0年，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工作委员会，章伯钧为主任，黄琪翔为副主任。

1950年，黄琪翔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

1954年，黄琪翔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他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1月，他被任命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1957年3月，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黄琪翔被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建国后，他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以实际行动拥护抗美援朝和民主改革，为国家战后重建事业，特别是中国的司法和体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黄琪翔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时期，黄琪翔再受人身冲击，于1970年12月逝世，终年七十二岁。1980年，黄琪翔被平反。

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

因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宁汉对立，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分共。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红军，发动八一南昌暴动。黄琪翔回忆：第四军内部共产党员不少，尤其是政工人员中，有的团共产党员占15-20%，有的团占60-70%。黄琪翔说：他与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中共党员）相处没有发生不和之事。所以，黄琪翔对国共分裂，思想发生困惑，他曾说：“第四军基本上没有清共”。9月，黄琪翔奉命将部队从江西开回广东。据他事后回忆说：“（南昌）起义军绝大部分是从第四军扩充出去的。我们一年多共同为革命并肩作战，是同生死，患难与共的战友，现在调转枪口，作同室操戈，我不能干这种事情。”12月，发生了张太雷、叶挺发动的广州暴动。黄琪翔措手不及，只好潜往香港。1928年春，他逃往日本，7月，转赴德国柏林。

抗战时期的“模范夫妻”

抗战时期不乏成双入对的才子佳人，著名爱国将领、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黄琪翔与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行者之一、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副主席郭秀仪便是战火中相伴相持的一对“模范夫妻”。

作为北伐名将，黄琪翔在抗战时期屡建战功，不管是论军事谋略，抑或为人处世，还是长相气度，都极为出色。郭秀仪则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不仅外貌出众，更兼有女性中少有的才华和对事物的独到见解。

二人初见的时候，黄琪翔33岁，意气风发，而郭秀仪仅20岁，如花似玉的年纪。窈窕淑女君子皆好逑，黄琪翔很快就倾倒在郭秀仪的绝色美貌和超凡气质下。但郭秀仪却有着自己的苦衷，因她的三个兄弟皆不在人世，母亲积郁成疾，郭秀仪将自己当支撑家庭的男儿一般严格要求，决计一生尽孝，不嫁作人妻。另一个原因也是考虑到黄琪翔的将领身份，必定是走在鬼门关，活在枪口下，危险系数太高。不过，黄琪翔为人真挚诚恳，面对心仪女子的拒绝，并未就此放弃，他几番热烈追求，最后在德国避难期间，于书信方式，向远在国内的郭秀仪求婚。郭秀仪亦是感慨颇深，毅然决然独自踏上前往德国的邮轮，那年她才22岁。

黄琪翔郭秀仪伉俪情深，在战火中相伴相持，一个是抗战名将，一个是齐派大师，不管是生活还是感情，都属令人称羡的美满幸福。

重建中国远征军

1942年初，中国军队入缅援英抗日失利，辗转回国的一部重建中国远征军，1943年底到1944年初与中国驻印军、英美盟军协同发起反攻，到1945年3月完全收复滇缅失地，是中国军队最早对日反攻并取得彻底胜利的战场。1943年，滇缅抗战转入整训和准备反攻阶段，因罗卓英与史迪威意见不合，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任命他最信赖的且与美国人关系较好的陈诚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依然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而抗战以来长期担任陈诚副手的黄琪翔则调任副司令长官。1943年2月17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龙云收到蒋介石2月15日的电文：“龙主任：（一）特派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二）调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琪翔为远征军副司令长官。以上两项，特电知照。中正。”（按：电文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龙云接电后，旋即以昆明行营主任和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发文通知在滇驻军部队、各级地方政府和省直各部门，因此关于这份训令的档案存有多份。笔者有时见到某些民间组织宣传远征军的册页，在介绍远征军将官时没有黄琪翔，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疏漏。黄琪翔在军中身为副职，为人谦和，其名声不显自有原因。但黄在远征军参与部队整训、拟定反攻计划、指挥反攻、协调与龙云与美军的关系方面，皆出力不少，这是不容抹杀的。如1943年3月至11月间，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但实际在滇时间不足半年，因此远征军的整训、拟定反攻计划等事务多为副司令长官黄琪翔负责。10月12日陈诚因胃病无法视事，军务交由黄琪翔和参谋长萧毅肃代理。蒋曾为此专门致电黄琪翔，称“陈长官病状必须静养，勿劳其脑力最为重要，前后方军事由兄负责处理，如有重要不能解决之事，则可直接来电请示。”可见，到11月21日卫立煌抵滇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这一多月的军事全由黄琪翔负责。

参加芷江受降见证日本投降

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代表日本政府和军队到湖南芷江投降，献交侵华兵力布置图，接受中方对日军作出的详细规定，确定中方收回南京的具体时间，史称“芷江受降”。农工党创始人之一、农工党主要领导人黄琪翔先生时任中国陆军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将，他作为芷江受降中方人员之一，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

夫人：郭秀仪，广东中山人，出身名门，大家闺秀。

叔叔：黄锡铨，黄甘英的父亲，清末民初外交家、政治活动家。

堂妹：黄甘英，原全国妇联副主席。

堂弟：黄中孚，黄甘英的哥哥，曾任纽约总领事。

儿子：黄向明，黄琪翔的三子、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女儿：黄平、黄莺

外孙：于峰

2015年9月，黄琪翔之女黄莺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黄琪翔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北伐战争期间，他率国民革命军36团英勇善战，战功显赫；抗日战争期间，他坚持团结，积极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挥戈战场；国共合作期间与共产党密切交往，思想进步，协助邓演达创建成立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国后，黄琪翔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法案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及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秘书长等职，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黄先生一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88年9月2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黄琪翔诞辰90周年。时任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代表中共中央向黄琪翔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他在致辞中说：“黄琪翔先生为新中国的司法、体育事业，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黄琪翔先生的一生是坚持民族独立、反帝爱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他为人豁达大度、温文尔雅，识大体、顾大局，他的思想品德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纪念……”

黄琪翔，北伐时是与叶挺相伯仲的重要将官并升任“铁军”第四军军长；大革命失败后与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等共同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当时已被称作“第三党”）举起“反蒋独裁”义旗，邓遇难后继承其遗志主持农工党工作；抗日战争时历任多个集团军总司令和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率部参加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1940年“枣宜会战”、1944年“滇西反攻战役”等重大战役，后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抗日战争胜利勋章”和美国“自由勋章”；1949年参与新中国成立，转任数职，曾与贺龙、蔡廷锴、卢汉等搭班子任国家体委副主任。“铁军军长，抗战长官，建国有功，名垂史册”，程思远这四句题赞高度概括了黄琪翔的平生功业。在其革命奋斗的人生历程里，与周恩来、叶剑英、叶挺等著名共产党领导人结下深厚友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在中国革命史尤其是农工党史上自有其不容抹杀的地位。

黄琪翔作为著名民主人士和农工民主党创党领袖，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黄琪翔的抗战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他90、100、110周年诞辰都举办了相关纪念活动。

一代北伐名将、抗日功臣黄琪翔于1970年12月10日逝世，享年72岁。当天上午，黄琪翔夫人郭秀仪立即写信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噩耗。下午周总理即派军代表来看望郭秀仪，代表他和邓颖超同志表示慰问，并指示全国政协为黄琪翔举行告别仪式，骨灰移送八宝山革命公墓，同时让《人民日报》发讣告表示哀悼，周总理还敬送了花圈。

1987年，家乡人民为缅怀爱国将领黄琪翔对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在水车梅江中学兴建“黄琪翔将军纪念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为纪念馆亲书题额，馆内安放有黄琪翔铜像，像座上有邓颖超亲书的“纪念黄琪翔”题词。

1988年9月2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黄琪翔诞辰90周年大会。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大姐亲临纪念会并对琪翔作了很高的评价。

1989年3月，家乡人民为缅怀爱国将领黄琪翔，特请北京著名美术教授傅天仇塑制黄琪翔铜像，运回梅县，安放于梅县水车镇梅江中学“黄琪翔将军纪念室”内陈列，以供家乡人民瞻仰。

2008年9月2日是黄琪翔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为丰富“保定军校纪念馆”馆藏内容，黄琪翔的后人专程从香港赶来，向保定军校纪念馆捐献近百件文字、图片、实物、雕塑、书法字幅等史料，在该馆内制作了黄琪翔文物史料展览，以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黄琪翔郭秀仪纪念大楼坐落于广东梅县水车镇梅江中学内，于2008年由黄琪翔郭秀仪后裔捐资人民币168万兴建，其前身是建于1987年的“黄琪翔将军纪念馆”。2009年12月其后裔又捐资人民币16万修建翔仪广场。2009年10月，翔仪堂被授予梅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4年8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批准黄琪翔故居、丘哲故居为农工民主党党史教育基地，农工党广东省委会批准黄琪翔故居、丘哲故居为农工民主党党员教育基地。

培元楼是黄琪翔在梅县区水车镇茶山村的故居（祖屋），约200余年历史。三杠式围屋，有一翼屋有院落围合，附有六角花门。院外斜侧门，门口书有“进士第”三个大字，门外有较高台阶。

南京黄琪翔故居位于江苏南京五台山脚下，该楼比邻卫立煌以及蒋纬国旧居，1937年黄琪翔夫妇辗转来到南京后便居住在位于上海路永庆巷13号（即现上海路11号）的这幢新式砖墙洋瓦民居中。

2015年12月10日，梅县黄琪翔故居仪园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桂林黄琪翔故居位于广西桂林市秀峰区桃花江路5号，2019年，其被列入广西文物保护单位。

据了解，黄琪翔先生在南京、桂林、武汉、北京均工作和生活过，一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各地在黄琪翔先生故居等抗战时期的建筑上，大都积极加以保护，定为省（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使其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5年电视剧《叶剑英》，孙洪涛饰演黄琪翔。

2004年电视剧《羊城风暴》，黄海饰演黄琪翔。

2009年电视剧《叶挺将军》，于代君饰演黄琪翔。

2017年电视剧《热血军旗》，徐亚饰演黄琪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