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韩愈明确提出道统之说，《原道》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韩愈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

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据说自从韩愈

韩愈以及儒家学者所强调的道统，其哲学上的内涵究竟为何，或者说当儒者强调道统之时其用意如何，这些都尚有待于作出说明。朱熹则认为，儒家的道统是以周敦颐、二程（颢、颐）上承孟子的，而自己又继周、程为儒家正统。反道学家认为，道统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护身符，因而进行猛烈抨击。

对儒家道统说进行哲学的分析，可以把儒家的道统归结为三个方面：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

儒家道统说自韩愈提出之后，在宋代得到了儒者的普遍认同。宋初孙复批判佛教、道教宣扬的生死祸福、因果报应等，赞成韩愈批判佛教、弘扬儒学的道统论：“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孙明复先生小集·信道堂记》）在孙复这里，从尧到孔子为一阶段，自孟子以下为另一阶段。石介也说：“道始于伏羲，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徂徕石先生文集·尊韩》）石介之说源于孙复。他们觉得韩愈因孟子之后道统“不得其传”，遂认为此后一二千年大道完全中绝之说为不妥，于是把孟子由“圣人”降为“贤人”，与董、扬、王、韩等“卫道者”为同一序列，以填补孔孟以下道统传承的空白。之后二程出入佛老、返回六经，汲取佛老的思辨哲学，对道统作了新的诠释。二程把天理提到本体高度，把道统、经典、圣人联系一起进行论述，指出经典是载道之文，为学要以经为本、注疏为次。他们还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升格为经典，并重视心性之学，倡导以心传心，超越汉唐儒学，直接孔孟源头。

“道统”一词是由朱熹首先提出的。他将“道”与“统”合为一，提出“道统”范畴，这就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历史上的传道谱系结合在一起。他说：“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若谓只‘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甚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朱子语类》卷十九）朱熹以《中庸》为例，认为子思因忧患道学失传而作《中庸》，这是为了让人们明白道统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即它是上古圣王“继天立极”而来：“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可见，朱熹道统论中的“道”是从《尚书·大禹谟》中摘出的十六个字，而这成为程朱道学一派所谓圣贤相传的“十六字箴言”。就传道谱系而言，朱熹以伊洛诸公为道统正传。他在《中庸章句序》中继续说：“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直到二程兄弟出现，对儒家道统加以考订和论证，才真正传承了儒家千载不传之统绪，并驳斥了道佛似是而非之谬论。

其后，陆王与程朱形成分立，提出心学道统观。陆九渊明确表示自己继承孟子之学：“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由孟子而来，千有五百余年之间，以儒名者甚众，而荀、杨、王、韩独著，专场盖代，天下归之，非止朋游党与之私也。……然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未见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未见其如子思之能达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未见其如孟子之长于知言，而有以承三圣也。”他以孟子心性之学为其道统之源，但并没有否定荀、杨、王、韩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陆九渊还认为朱熹所尊奉的伊洛诸公尽管在学问、修行上有所成就，但还是不能与曾子、子思、孟子相提并论，不足以继任道统。王阳明虽然提出“颜子没而圣学亡”，构建起与理学“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道统传承谱系不同的心学道统论，但他还以“十六字箴言”作为心学之源：“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可以看出，传统儒家讨论道统是立足于四书五经等基本经典，以经学传统为学统，以经典义理的核心价值为道，以圣王（人）人格为依归的三位一体之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