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1852年）4月，洪仁玕与老人的孙子一起来到香港，在那里，洪仁玕被引荐给了瑞典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明。他们就洪秀全、冯心山和其他太平军领袖的经历进行了一系列的长谈，后来，洪仁玕还给韩山明写了一份关于他自己和洪秀全生涯的简述。此后，洪仁玕化妆成算命先生，隐藏在东莞一处客家村落里，受到一个姓张的基督徒的庇护和招待。’他在那个客家村落化名教书一年多之后，于咸丰三年（1853年）11月又返回香港，开始热心地跟随韩山明学习基督教教义，并以教外国传教士汉语来营生。他于咸丰四年（1854年）受洗，加入了韩山明的教会。当年夏天，这位新入教的教徒前往上海，试图找到进入天京的方法。他的旅费由韩山明预先支付，而韩山明打算通过卖掉正在刊印的他与洪仁玕的对话录及洪仁玕手书，来回收这些旅费。很不幸的是，咸丰四年（1854年）洪仁玕离开后不久，书稿尚未出版之时，韩山明便去世了。

在上海，外国人拒绝洪仁玕搭乘他们的船只，后来，连占领上海的天地会也拒绝为这个陌生人说情，因为他既没有身份文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所声称的与天王之间的关系。所有从上海进入天京的希望都破灭了。看到自己的计划受挫，洪仁玕便找机会进入了伦敦传道会兴办的墨海书院供职，并在其中学习天文学、数学和其他科学知识，引起了伦敦传道会教士麦都思、艾约瑟（Joseph Edkins）、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杨格非（Griffith John）以及美国公理会教士裨治文等人的浓厚兴趣，并且与他们交好。所有这些人都对太平天国抱有同情的心态。

韩山文死后，他任伦敦布道师，学习天文，留心西方文化，通过学习，洪仁玕的思想认识达到了新的飞跃，他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仅有农民意识的人，他已成为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在他脑海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用发展资本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方案，这就是日后他的《资政新篇》的由来。咸丰八年（1858年），他离香港北上，于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1859年4月22日）到达天京。这时正值天京事变之后，早期的领袖或战死沙场，或在内讧中被戮，翼王石达开又率兵出走，天王洪秀全猜忌异姓，朝中无人。天王倚重洪仁玕，不出一月，累累加封而至“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命他总理朝政。

洪仁玕受天王重用，很想有所作为。根据他对世界大势、西方文明的了解，写了一部《资政新篇》，进呈天王，主张接受西方文明，走西方强国富民之路。经天王批准刊行，成为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和珍贵典籍。洪仁玕又撰《颁新政宣谕》《克敌诱惑论》《兵要四则》等文，合刊为《干王洪宝制》。

在进入天京前，洪仁玕从未接触过军事，但干王、天朝精忠军师的重任，却使他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的主要策划者。他到达天京时，正值长江上游军事吃紧，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正觊觎安庆，清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军务张国梁统率的江南大营又以长墙、深濠围困天京，形势危殆。洪仁玕认为在此情势下，“必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忠王李秀成用此计，与堂弟、左军主将李世贤分攻杭州、湖州。和春等果然分兵回救，诸将遂破江南大营，立解天京之围。

闰三月二十一日，洪仁玕又提议东进攻取长江下游的苏州、常州一带，然后回师西征，两路大军分由长江南北两岸进军，合取湖北，以稳定大局。四、五月间，太平军占领苏、常。八月，开始西征，初期进展顺利，但由于主帅陈玉成、李秀成决心不足，打到武汉外围后先后自动撤退，西征功败垂成。十月，洪仁玕在香港时的故交、中国第一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容闳到天京拜访洪仁玕，提出聘用各部行政顾问、创办银行、设立实业学校和陆、海军学校、建设一支良好军队等多项建议，洪仁玕表示赞同，但谓尚需与在外统兵者协议才可实行。容闳失望离去。

在修订天国历法、改革考试制度、办理外交事宜等方面，洪仁玕也作了重要贡献。

咸丰十一年（1861）一月，洪仁玕率军自天京出发，图解安庆之围。四月间，在安徽境内与清军多次交战，均失利，退守桐城。旋回天京，因安庆失陷被革职，不久复职。同治元年（1862）上半年，洪秀全因某事对洪仁玕不满，令其将所掌外交事务移交章王林绍璋。此时洪仁玕的权力已大不如前。五月，他率军赴援安徽宁国府（今宣城县），屡战不胜，宁国陷落。同治二年（1863），洪仁玕受洪秀全顾命，扶助幼天王洪天贵。年底，奉命出天京，催兵解天京之围，但各处军队多不应命。

同治三年（1864）四月，洪仁玕集合数处驻军，驻安徽广德州（今广德县）。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陷落，幼天王出城南走，洪仁玕迎入广德，旋随幼天王往湖州（今吴兴县）附堵王黄文金。幼天王仍以洪仁玕为军师。洪仁玕与黄文金筹议放弃湖州，赴江西会合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军，西上湖北，会合扶王陈得才大军，扰荆襄，取西安。七月二十七日，洪仁玕、黄文金等弃湖州西上，二十八日到达广德，转走浙江昌化县。时侍王等军已南下，消息隔绝。八月初五日，黄文金在昌化病死，军心渐散。洪仁玕奉幼天王南走，九月初九日到达江西石城县，当晚被清军席宝田部追袭，全军惊散，洪仁玕被捕，幼天王亦于九月二十五日被俘。洪仁玕被捕后作自述，表示当取法文天祥，为太平天国尽忠。十一月二十三日，洪仁玕在南昌被凌迟处死。

洪仁玕的政治纲领没有逾越君主制度。但是，对于西方国家的“邦法”、“国法”的了解，蒙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接受了杨韦内讧的惨痛教训，赋予他的政治主张以新的内涵。洪仁玕希冀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他反对“据立”的“结盟联党”，因为这只会引起严重的消极后果，使得“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持之端”，形成“弱本强末”、“假公济私”的祸患。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则必得加强中枢的实力，同时，“朝发夕至”的火车、轮船及“以泄奸谋”的新闻纸都是这种政治体制赖以存在的重要手段。当然，洪仁玕的“权归于一”的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因素。他认为“上下情通”极为重要，可使“中无壅塞弄弊者”。此外，还需十分关注“由众下而达于上位”的问题。他为此提出“以收民心公议”的“新闻馆”和“暗柜”，作为通达的中介。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清咸丰二年壬子），太平天国历法（太平天国称为“天历”或“新历”，以下简称“天历”）得以在其朝内军中及其占领区颁行。己未九年（1859年，清咸丰九年己未），洪仁玕来到天京，对天历作了一次较大的“改订”。

洪仁玕的法制思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归根到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反映。洪仁玕所处的时代，正是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进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

洪仁玕开启了乡村文化建设之端绪，提出了一个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主张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中国。在洪仁玕眼里，中国的农民虽然勤俭诚朴，但“具为愚夫愚妇”。若要靠他们建立太平天国的“新天新地新世界”，就必须彻底改变其落后的思想观念。他极力主张“革阴阳八煞之谬，除杂教九流之弊”，“焚去一切惑民之说”。

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取代传统的儒道释文化，以期打破套在农民脖子上的封建的精神枷锁。他严厉地批判了封建顽固派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作“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重申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观念，即“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在《资政新篇》中，他以专节阐述移风易俗，促进社会文明的问题，提出要破除中国封建旧文化、旧风俗，严禁各种陋习，如男子留长指甲、女子喜缠足、琐屑于仪文、养鸡斗蟋、打鹌赛胜，等等。他说这些都不能促进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只有那些代表着当代科学技术水平的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等等，才是真正的“有用之物”。

洪仁玕在其《资政新篇》中首次提出设立新闻机构（新闻馆）、发行新闻纸、建立新闻从业者队伍（兴各省新闻官）、允许新闻商业化经营（准卖新闻篇）、给予新闻从业者自由（不受众官节制）、强调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操守（性品诚实不阿者）、强调新闻的真实性等一系列主张，粗略地构建了一幅新闻事业的美好愿景，并从服务政治的角度阐明了新闻的社会功能。为此，不少学者将洪仁玕誉为“中国第一个提出新闻理论的人”，中国新闻理论的创始人”。

在经济方面，洪仁玕提出的政策大体仿效西方。他主张发展工业，“兴器皿技术，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并“限制他人仿作”。他重视采掘业，“兴宝藏，凡金银铜铁锡盐琥珀壕壳琉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小则准乡，大则准县，大大者准省及省外之人来采也。”他还主张“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孚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之利”。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洪仁玕关注金融、财政、邮政、保险等举措：“兴银行，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赀契式禀报人库，然后准领一百五十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图章，或银贷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邮政不可轻视，应“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新闻馆以报时事长变，物价低昂。⋯⋯邮亭由国而立，余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亦需“兴市镇公司，主官严正，以司工商水陆关税”。西方的保险事业，显然引起了洪仁玕的关注：“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物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

关于一些迫待解决的社会陋习，洪仁玕的主张显然受到了西方的观念与举措的影响，他谴责人口买卖和蓄奴现象，认为“外国有禁卖子为奴之例。⋯⋯故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贻笑外邦。⋯⋯生女难养，准为女伺，长则出嫁从良”。收养他人子女，“不得作奴视之”。他允许“雇工”、“女伺”存在，但准备立法消除人口买卖和蓄奴。至于其他的社会陋习，他也建议禁绝：“禁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先要禁为官者，渐次严禁在下，绝其栽植之源，遏其航来之路。”∞还须“禁庙宇寺观⋯⋯藉其资为医院。又要禁演戏、修斋建醮⋯⋯转助医院、四民院、学馆等，乃有益于民生实事”。此外，更须“革阴阳八煞之谬，名山利薮，多有金银铜铁锡煤等宝。⋯⋯动言风煞，致珍宝埋没不能现用。⋯⋯可不惜哉”。洪仁玕认为革除陋习能够“拯民出于迷昧之途”。而“大有利于民生国用”。

关于医疗卫生事业及市政建设，洪仁玕亦曾论及：“兴医院，以济疾苦。”至于“屋宇之制”则应“坚固高广”，无需“雕镂刻巧”。街道应当直捷，“新造”及“再建重新者”以之为范，旧路“亦可改直”。

容闳：“干王居外久，见识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

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的新印本后，在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其中所言，颇有见识......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悦诚服，而于夷情最谙练；……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

《太平天国史》的作者罗尔纲评价：洪仁玕有着青年人的敏锐观察力，中华男儿的爱国热忱，他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世界形势，了然于胸。他能看出中国的危机，对于如何始能振兴中华，将来以何种方案去辅助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都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探索。

《剑桥中国史》中评价：他的研究从神学到西方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不但使他成为太平天国领袖中文化最高的人，而且是西方文化最早的传播者之一。

洪仁玕多才多艺，有较高的古典文化修养，又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作诗文多是他投身革命的实录，雄浑豪放，颇有气势。在著作《资政新篇》及《戒浮文巧言喻》等中，反对僵化的桐城古文和腐朽的科举时文，主张切实明透，通俗浅近。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把他的政治主张分为“设法”、“用人”两个方面。“用人”方面，他提出“用人察失”，“禁朋党之弊”，主要是针对当时太天平国在内讧之后上下离心、信仰崩溃、信心涣散而言，意在加强中央领导权。“设法”方面，他提出“以风风之，以法法之，以刑刑之”三种方法，主张“自上化之”，革除腐败，而着重立法，并举英、美、法等国为例，要求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走富国强兵之路。此外，还列举了二十八条应兴应革事项，包括发展交通、办理邮政、开采矿藏，兴办水利，奖励制造，开办银行与保险，普设乡官乡兵，设立新闻官，建立公库和税务机关，严禁贪污，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奖励慈善事业，禁止迷信，禁止饮酒及吸黄烟、鸦片，禁止溺婴、买卖人口及使用奴婢等。他还主张与各国通商，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允许外国牧师和科技人员来中国工作。他甚至提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可以说，他是当时（不仅仅是太平天国，也是整个中国）最为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开明、务实的思想家、政治家之一。洪秀全在多数条文下，都批示“此策是也”，命令“遵刻颁行”。但由于社会条件未趋成熟，又处在敌我对峙的战争状态而不可能付诸实行，只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典籍。

其他著作还有《军次实录》、《英杰归真》、《诛妖檄》等。

《资政新篇》

《戒浮文巧言谕》

《钦定军次实录》

《钦定士阶条例》

遗留诗作：

其一：

春秋大义别华夷，时至于今昧不知；北狄迷伊真本性，纲常文物倒颠之。

其二：

志在攘夷愿未酬，七旬苗格德难侔；足跟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意马不辞天地阔，心猿常与古今愁；世间谁是英雄辈，徒使企予叹白头。

其三：

英雄吞吐气如虹，慨古悲今怒满胸；猃狁侵周屡代恨，五胡乱晋苦予衷。

汉唐突厥匈奴犯，明宋辽元鞑靼凶；中国世仇难并立，免教流毒秽苍穹。

其四：

北狄原非我一家，钱粮兵勇尽中华；诳吾兄弟相残杀，豪士常兴万古嗟。

《北华捷报》译载诗句

除了这几首，后来他补了四句，《北华捷报》译载诗句，又给简又文先生译其中的后两句（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原诗文英译内容如下：

And now in parting one word more，

One pleasurable thought outpour。

Though our kingdom’s passed away，

It will live again another day。

参考全译为：“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我国虽消逝，他日必复生。”

2000年，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王基明饰演洪仁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