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27 18:23
欧洲共产主义简称“欧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以意共、法共为代表的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根据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一套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并付诸实践。1977年3月，意共、西共和法共领导人在马德里会晤，发表联合声明，这个声明被誉为“欧洲共产主义宣言”，正式宣告了欧洲共产主义的诞生。
1977年3月，意、法、西三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德里举行高级会晤，联合发表《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马德里宣言》全面阐述“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提出三国共产党完全有权利根据自己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制定内外政治路线，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宣告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正式诞生。“欧洲共产主义”在当时是作为既不同于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第三条道路”而提出来的。
欧洲共产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多中心论”、“结构改革论”的学说。 葛兰西在他的《狱中书信》、《狱中札记》等著作中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学说。 其中心观点是：西方工业发达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方面的条件不同于“落后的东方(俄国)”，因此不应把苏联革命的经验作为普遍规律加以接受和仿效。 西欧各国共产党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独立的创造性的政策”，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调度比较普遍的有利条件， 开拓出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道路。 葛兰西的这一思想显露出欧共的理论和路线的最初的端倪。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陶里亚蒂继承了葛兰西的思想，并又进一步对之具体化，逐步形成了“多中心论”和“结构改革论”的理论体系。 陶里亚蒂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比较长的社会结构改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逐渐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并以此方式逐步占领一个个社会阵地。当然这种占领是非暴力的，是在“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
1956年苏联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促使西欧各国共产党人重新认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强调独立自主地确定政治路线。同年，陶里亚蒂提出“结构改革”论，认为经过民主与和平方式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一系列改革，意大利能够循序渐进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欧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发生相应变化,民主制的范围有所扩展，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独裁政权在70年代相继垮台。客观形势的巨大变化要求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对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确立新的认识和抉择。另一方面，1968年西欧有18个共产党谴责俄罗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接着意共与苏共就社会主义是否有不同模式的提法发生分歧。在持续的争论中，意大利、法国、西班牙3国共产党的观点日趋接近。1975年7月意共与西共举行双边会谈并发表宣言，同年11月意共与法共会谈并发表共同声明，被认为是欧洲共产主义正式形成的标志。1977年3月，意共、法共、西共领导人在马德里会晤,通过《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被称作“欧洲共产主义的宣言”。
在其发展鼎盛期，意、法、西、英、比、荷、希共和瑞典左翼党等18个党派宣布奉行“欧洲共产主义”路线，“欧洲共产主义”的实际影响超出欧洲范围，共拥有党员330万人。意共、法共和西共被视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三大支柱。然而，“欧洲共产主义”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中几乎是昙花一现。随着1976年意大利共产党“历史性妥协”的破裂，1977年马歇领导的法国共产党重新表态皈依苏共，以及西班牙共产党退出“欧洲共产主义”三党联合和1984年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逝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欧洲共产主义”在先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就烟消云散了。
欧洲共产主义各党在主要观点和政治倾向方面大体一致，具体政策和提法亦有差异，以至分歧。
1.关于指导思想。法共提科学社会主义，西共提马克思主义，意共提马克思思想、列宁思想、葛兰西思想等等。主张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以表明理论的生气勃勃和正在发展的特点。肯定马克思、列宁的历史作用，同时认为当代世界提出马克思、列宁无法预见的许多问题，必须使传统解释“现代化”。西欧政治经济的发展已超越列宁的许多论断。对列宁主义不能再用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限制性公式。斯大林阐述列宁主义，许多地方歪曲列宁思想。在列宁逝世后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是将苏联样板绝对化，以苏共的领导权强加于国际共运。
2.关于革命道路。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应只有一种固定模式;历史条件不同,革命道路亦应不同。西欧国家根据本国现实情况、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将走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不是采取暴力革命，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近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国家职能大为扩大，它所实行的政策既是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势力协调的结果，又是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妥协的结果。可以通过国家机构内部的民主化,改变阶级力量对比,从而改变国家的性质，而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盟和政治联盟。由共产党同社会党等有关民主力量联合执政，是实现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备条件。
3.关于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不能反映经济发达和民主传统根深蒂固的西欧国家独特民主道路的现实。未来社会主义政权不只是属于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它属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既有体力劳动者，又有脑力劳动者；认为“专政”一词易与“暴力”、“专断”混同，会被看作对民主的否定。意共用工人阶级领导权来代替。法共提出国家应成为代表劳动人民、由工人阶级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反对统一模式，主张多样化。在经济体制上，主张长期实行公有制占优势的多种经济并存的混合型经济；允许私人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通过税收等措施加以限制和调节；实行经济管理和计划管理民主化。在政治体制上，强调议会民主、政治多元、权力分散、地方自治，实行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政治领导多党制，劳动人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
4.关于工人政党。肯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时强调党的民主性和群众性，承认社会民主党（含社会党、工党）是工人阶级政党。认为没有共产党领导，革命不能胜利，党的领导作用通过多党制联盟来实现，不把党的思想作为官方思想强加于国家和社会。在国际共运中反对有“领导中心”、“领导党”,坚持各党独立自主,权利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尊重各党自主选择的道路。提出以新国际主义取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认为把国际主义仅限于无产阶级范围内不利于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反对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压制各国党并指挥其他党为其战略需要和外交政策服务。
在西欧，公开主张或赞成欧洲共产主义原则的，除意共、法共、西共之外，还有英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荷兰共产党等。基本支持或接近欧洲共产主义主张的有芬兰共产党、瑞士劳动党等。共约14个党派,有党员 280万人,占西欧各国共产党党员总数90%。亚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也有一些党派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或接近欧洲共产主义观点。进入80年代，由于欧洲共产主义影响越出欧洲之外，欧洲共产主义一词含意并不确切，以及一些政党面临新的困难或分歧，一般不再使用这一概念。但它们仍继续坚持其基本主张和原则。欧洲共产主义的主张能否实现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在多重压力下，“欧洲共产主义”党自身也出现了分裂：首先是法共自行其是，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然后是西共自身支离破碎，分崩离析；最后是意共在贝林格逝世后派别林立，四分五裂。“欧洲共产主义”阵营本身的分裂导致“欧洲共产主义”曲终人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纷争不断的背景下，“欧洲共产主义”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人的一种尝试，最终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结。
1968年，意共、西共等欧洲18个共产党联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军侵捷。此后形成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独立路线要求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联合一切革命的反垄断资本的社会联盟，以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居民的自觉支持，沿着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然而，苏共搞大党大国主义，强调各国党指导思想的一致性，不能容忍“欧洲共产主义”的“离经叛道”。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打压“欧洲共产主义”，称“欧洲共产主义”是“修正主义”、“反苏主义”；而且在组织上直接插手各国党的内部事务，通过安全部门重点资助各国党内的亲苏派，运用各种手段试图抹黑和搞掉他们不喜欢的“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制造“欧洲共产主义”党的党内分裂和党际分裂。比如，当西班牙共产党重新思考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概念，提出必须从欧洲的实际出发，通过“民主、多党制”、“议会”道路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改造之时，苏共不仅开动宣传机器公开发动对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的大批判，而且运用特务手段和抹黑策略以迫使卡里略改变路线。同样，他们通过对马歇软硬兼施，迫使法共在1977年退出“欧洲共产主义”阵营。更有甚者，苏联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一直背地支持意大利红色旅及其暗杀活动，险些使意共遭遇灭顶之灾。
本来，“欧洲共产主义”有比社会民主主义更深刻的民主改革的历史传统和战略思想资源，而意共最早走上了“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如果没有外力干扰，西欧共产党有能力与社会民主党进行战略博弈，也有能力守护自己的阶级基本盘。苏联的大党主义不允许西欧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革命道路和战略，粗暴地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西方共产党的改革事业起步早却进程慢，从而步步被动，痛失良机，不得不将战后西方左翼政治的空间大幅让给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后来居上的“新马克思主义”左派，造成西南欧强大的共产党的人数和影响力不断下降。除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压力，苏共的错误指导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西方共产党今天的处境难辞其咎。
总的来说，从当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实际出发，汲取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教训，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体系，这种探索本身即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欧洲共产主义”成败皆系创新，它在政策实践和战略构想方面的多种创新，曾经在1956年的混乱和1968年的困惑之后代表了共产主义在西欧的一次复兴；而它在理论上的创新乏力，也使它缺少鲜明的政治特征和足够的思想凝聚力，淡化了自身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和政治界限，低估了右翼潮流的深度，从而削弱了其“新社会主义”方案对西方工人阶级和广大公众的影响力。
前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一方面称“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幸被选中的名词，也许其科学价值“还值得怀疑”；但另一方面，却承认 “欧洲共产主义” 所依据的政策和理论主张，确定了当代进步革命运动的一种倾向。 这种倾向“力图切合本大陆的实际情况”；“只要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定义， 欧洲共产主义就会作为现实而强加给我们”。
1980年4月，邓小平接受欧洲记者的采访，在回答对“欧洲共产主义”的看法问题时说：“这是一个在探索中的问题。欧洲的共产党也在探索中。”（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1页。）“至于欧洲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多。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我们历来认为，凡是新事物都要通过今后的实践去检验。”“欧洲共产主义现在究竟怎样，将来实际结果怎样，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实践检验得出结论。”（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