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先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顺乎文 明之潮流、体现时代之脉动、展示历史之未来，因而能够独领风骚、影响深远， 如果只是历史回声的共振、甚至是历史沉渣的泛起，那就不是改革创新，而是复 辟倒退。

反过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解放的先锋，而且是最具浩然正气和思想活力的改 革创新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就是这种改革创新精神的集中体 现。 一般地说，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它决定了推进这一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必然具有无比突出的改革创新性；特殊地说，中国更是在各种客观历史条件几乎不具备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每走出一步都必 然凝聚着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创造性，都是“突出重围”“杀出一条血路”。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例。 它是在两个学习受挫之后成功开创前所未有的新民主主义 道路的基础上形成的。两个学习受挫指的是，第一向西方学习走旧式资本主义民主革命道路受挫，第二简单套用苏俄“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道路受挫。原因 都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弱小，民主力量也相对弱小，而反民主的敌对势力却特 别强大（三座大山），世界上现有的革新变法模式均不适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 际相结合，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时代、国情、世界政治经济走向以及种种主观条 件所作的科学把握，对于民族生存发展问题进行重新的定位，才使得看来毫无希 望的民族有了出路，有了生机活力 这个“结合”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学问大得很。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 是一种世界历史的高度和眼界，而中国实际则是中国现实历史的具体阶段，由于 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因而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要结 合就要寻找“结合点”。正是通过“结合点”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统一起 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可以说有“四大发现”：第一，发现中国工人阶级， 它是中国具体历史阶段的世界性因素， 既有各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点， 又有其中国特有的性质和组成；第二，发现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虽然革命的性 质、任务、动力、对象等仍属于民主革命范畴，但革命的领导力量已是无产阶级 及其政党，这就决定了它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第三，发现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它既体现了 现代历史条件下城市的中心地位，又体现了中国具体历史发展的水平。第四，发现了确保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 既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要求，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的特殊要求。这些伟 大的创新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而且孕 育了体现中国历史具体发展阶段要求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形成的这种改革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革命精神，它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改革开放精神完全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革故鼎新、自强不 息、团结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的集中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革命的实 践和改革的实践对立起来不仅在政治上有害，而且在道理上也说不通。（对“告 别革命”、“暴力社会主义”论调批判）实际上，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 我们民族在革命时期形成的精神风貌，迅速地转化为新中国、新社会建设的强大 精神力量， 谱写出和平建设年代的时代精神，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 “旧貌换新颜” 。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最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仅是让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人民的温饱，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30年的摸索、实践和总结，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总结出丰富的经验。这些模式和经验完全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区域性经济模式，也完全不同于上个世纪欧、美经济崛起时的二战后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发展所坚持的改革创新对今天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健的发展，社会结构和问题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广大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地改善和提升，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关注医疗、卫生、教育、文化、旅游、居住、消费、法律、民主、娱乐、投资、等等问题。开始全方位参与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对于推动透明执政、监督执政党、各界民主党参政议政、人民依法行使公民权利等等起到了积极地作用。极大底推动力文明进程和社会进步。

创新是党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源泉，也是推动党的建设与时俱进的强大动力。面对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任务，必须在思想上引起重视，行动上主动探索，实践中积极创新，以理念创新带动思路创新，以机制创新推进工作规范，以方法创新提高工作水平，从而使党的建设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开创新局面。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创新工作，首先思想观念要创新。要进一步推动观念创新，深入研究和解决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换位思考、多角度思考、创造性地思考，勇于突破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和机制，使改革创新成为一种自觉的思维理念、行为方式和目标追求。

创新思路是与时俱进的前提条件。创新思路必须明情况，要自觉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一条主线”、“五个重点”、“六项任务”，结合实际全面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准哪些需要改革？哪些需要创新？怎样创新？要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用改革的精神去改进和完善不适应的政策、措施，用创新的精神去拓展新的工作领域，提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工作思路。

在创新成果逐步完善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总结提练可行的方法与措施，上升至理论的高度，使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样，就可以不断地通过创新思路的提练，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

要善于抓住需要创新的重点工作，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实现重点突破。要善于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注意培养创新典型，以点带面，推动整个工作的改革创新。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事为本，强化人文关怀，坚持服务大局、服务中心、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要围绕当前面临的重点、热点和难点，坚持理论与实践、上情与下情、主观与客观“三结合”，抓住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重视从工作机制上查找原因，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健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工作机制，寻求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不破不立，在创新机制上，要提供一个旧有体系的切入点，使创新成果可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建设任务不断加重、领域不断拓宽，需要整合资源。好的载体能够整合各方面资源，激活各种要素，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结合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设计新的活动载体，寻找新的抓手，为党建工作注入新活力。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广大财政干部职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战略部署和重大决策，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扎实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财政收入规模逐步扩大，国家财政实力明显增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持续推进财税改革，建立和完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全国财政收入规模不断跨上新台阶。1978—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加到51322亿元，增长了44倍，年均增长14.1%。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到1978年的1132亿元，突破1千亿元大关历时28年；再到1999年的11444亿元，突破1万亿元大关历时21年；而从1万亿元到5万亿元，历时仅8年。2007年一周的财政收入约1000亿元，接近于1978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整体实力不断壮大，增强了综合国力，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财政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促进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财政宏观调控方式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探索创新。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财政宏观调控方式相应改革的步伐加快，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综合运用预算、税收、国债、贴息、转移支付等多种政策工具进行调控，促进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1993年，为抑制通货膨胀，对当时的经济过热现象进行治理整顿，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6年国民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不振及国内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果断实施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升级。2005年，针对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农业等薄弱环节亟待加强等问题，实施了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内容的稳健财政政策，并加强与货币、产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使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2008年10月份后，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减免税收，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增加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重点支出，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财政宏观调控实现了由被动调控向主动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由单一手段调控向运用组合工具调控三大转变。这些转变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

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优化，促进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财政加大了对农业、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投入，集中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增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要求，财政保障逐步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经营领域的投入，着重保障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重点加大对“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财政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持续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基层和群众倾斜，着力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2003—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累计达到1.6万亿元，年均增长17.8%，地方各级财政也相应加大了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全国财政对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与传媒的支出累计分别达到2.43万亿元、1.95万亿元、6311亿元和3111亿元，分别年均增长18.6%、14.9%、24.4%和16.5%，比上一个五年分别增长1.26倍、1.41倍、1.27倍和1.3倍。2007年，全国财政对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与传媒、环境保护的支出合计达到1.82万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36.6%。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全面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推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实施，廉租住房保障制度基本建立等，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促进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财税制度改革成效显著，初步建立起公共财政体制。财税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94年，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破口，实施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工商税制改革，搭建起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框架，建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的税收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近年来通过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三奖一补”激励约束机制和建立转移支付制度等，不断完善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取得显著成效。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初步形成，国家财政实力显著增强。1993—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由4349亿元增加到51322亿元，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速高达约19.3%；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由12.3%提高到20.6%。1994—2007年，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9%，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约19.6%，实现了“双赢”。中央调控能力增强，促进了地区协调发展。1993—2007年，中央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22%提高到54.1%，但中央本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由29.7%下降到23%，中央财政因改革集中的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快速增长，为中央均衡地区间财力差异提供了保障。1994—2007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由550亿元增加到14017亿元，增长了24.5倍，地方本级支出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比例由13.6%上升到36.6%，其中，中部地区由15.8%上升到50.8%，西部地区由21.6%上升到56.8%。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建国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涉及范围最广、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制度创新，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均衡了财力分配，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同时，税制改革稳步推进。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不断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及时调整了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开展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等，强化了税收调节经济和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推进。政府收支分类改革顺利实施。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深入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开始试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点进展顺利。财政超收收入使用办法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不断深化。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全面取消，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农民共减轻税费负担约1335亿元，年人均减负140多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稳步实施。特别是建立了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以及比较规范的津贴补贴发放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规范了收入分配秩序。

财政科学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财政运行日趋规范。财政部门按照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要求，积极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努力提高财政管理效能。财政法制逐步健全，《预算法》、《注册会计师法》、《企业所得税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多部财政法律、行政法规相继颁布；《企业财务通则》、《行政单位财务规则》、《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等一大批财政规章公布执行。财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财政法制宣传教育有序推进，广大财政干部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财政行政执法、执法监督水平明显提高。预算管理不断规范，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加强。预算编制与执行互动机制基本建立，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不断完善。国债余额管理和国库现金管理稳步推行，支出标准体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等各项基础管理工作持续强化。会计、审计制度等基础建设加强，以《会计法》出台及1993年、1999年两次修订为标志，财务会计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近年来，通过组织实施会计准则国际等效工程和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工程等，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与国际标准趋同的会计、审计两大准则体系，进一步完善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财务会计制度体系。财政监督机制逐步完善，逐步改变了以“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等为重要手段的监督管理方式，初步建立了实时监控、综合核查、整改反馈、跟踪问效的财政监督机制；坚持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相结合，加大对重大财政政策执行和涉及民生资金的监督力度，严肃查处各类财政违法行为；自觉接受人大、审计及社会各方面监督。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成功开发并应用了预算管理系统、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系统等业务系统，建立了预算编制、集中支付、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和工资发放等基础数据库，形成了覆盖财政资金运行的总体框架。这些措施逐步将公平、公正、公开、规范、透明、效益等公共管理原则，贯穿于财政运行的全过程。

财经对外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财政部门顺应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积极开展对外财经交流与合作。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欧财金对话、中俄及中日财长对话等双边财经对话与合作机制，发展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财金合作。利用东盟+中日韩财长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机制，推动区域务实合作，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融合。参与西方七国(G7)财政及央行部长级非正式对话、四国集团财长会（G4）、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亚欧财长会等多边机制和论坛，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切实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有关机构的合作。截至2007年底，我国利用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累计签约额达1223.27亿美元，累计提款额约为1079.26亿美元，还累计获得国际金融组织赠款28亿多美元。利用上述贷款、赠款支持建设项目达2848个。对外财经交流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拓展，服务了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壮大、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财政宏观调控不断改善、公共财政体系不断健全、财政管理水平和干部综合素质不断提升的30年。财政改革发展的成绩，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回顾过去，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各级财政部门将更加努力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财政工作的各项要求，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缩影。每个经济特区的发展史，都是一张充满曲折故事的实验清单，而百折不回、永不停滞的实验精神、实干精神，正是中国全面迅速崛起的精神财富与动力来源。在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促进公平正义、更好改善民生，无疑是新一轮改革与发展的关键。

“经济特区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典上的讲话，不仅是为而立之年的经济特区再次出发鼓劲，更是表明了转型期的中国“排除万难、继续改革”的决心。

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巨变的缩影，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奇迹。曾有这样一个说法：全球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名单并不长，且其中的大多数人们耳熟能详，比如纽约，比如东京。但要是问在这些大城市中，哪一个城市30年前的人口还只有两万，答案只有一个，深圳。30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边陲小镇变身现代化都市，那片偷渡者冒险的荒滩成为全球新兴市场的前沿。深圳的成功、经济特区的成功、中国经济的成功，鲜活而生动地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改革创新才能发展”，有了这一次次的证明，外界对中国模式的质疑才逐渐消散。

经济特区为什么能成功？如果我们单纯把其归结为“优惠政策”，那么未免过于浅薄，更是对那些敢闯敢试的改革者、勇于创新的探索者、筚路蓝缕的拓荒者不敬。深圳当地官员的话说得好：“如果把特区仅仅理解成优惠政策的特区，那么特区早就‘死亡’了”，“如果一定要说优惠政策，那么特区最大的优惠政策是允许试、可以干！”从落下新中国土地使用权拍卖第一槌到发行新中国第一只股票，从大胆砸破“铁饭碗”、“大锅饭”到放手推行干部聘任制，从首次提出百万重奖科技人员到最终在地方法规中写入“技术入股”条款……每个经济特区的发展史，都是一张充满曲折故事的实验清单，而百折不回、永不停滞的实验精神、实干精神，正是中国全面迅速崛起的精神财富和动力来源。

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从发展伊始就有“船大难调头”、“极度不平衡”的困难，可以说，这些困难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从喊出“杀出一条血路来”那天起到现在，几代领导人的共同态度是正视“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与时俱进、主动调整，绝不标榜自己“制度成熟”、拒绝改革，也绝不妄自菲薄，从自诩成熟、惟我独尊的西方国家那里照抄、照搬。一方面，承认“我国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坚决惩治贪污腐败”。另一方面，强调“在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必须用改革的办法、发展的办法加以解决”，鼓励发扬“不等、不靠、不空谈、不争论、不折腾”的优良作风，用干事创业的实绩再次证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受到“成长烦恼”的羁绊。

短短几十年，中国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两三百年才走完的历史进程，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中国都会遇到，而且会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当下，很多人注意到，以敢为天下先著称的经济特区也遭遇了发展瓶颈、改革瓶颈，其中有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客观原因，也有受到既得利益集团阻力的原因。在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改革难度加大是一种普遍问题。如果说，30年前的改革人人都能分享成果，推进相对容易，那么现在的改革则涉及利益的深度调整和重新分配，其间少不了阵痛与博弈。如何能“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又如何能以促进公平正义、改善民生为重点进行社会建设，无疑是新一轮改革的关键。

发展之路从不会一帆风顺，惟有继续改革创新，中国经济社会才能继续前行。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改革创新干部学院，是深圳公共管理学院直属单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按照“把握方向、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的办学要求，充分运用党中央四十多年来领导深圳等全国各经济特区历史和改革创新精神的“宝贵资源”，面向全国党政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各类干部开展专题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培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