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巡抚开始由临时派遗向定设过渡，且设置较为普遍。夏燮《明通鉴》卷26载：“宣德中，以关中、江南等处地大而要，命官更代巡抚不复罢去。正统之末，南方盗起，北寇犯边，于是内省偏隅遍置巡抚。”由于这时的巡抚多由各部侍郎充任，因此通称为“巡抚侍郎”。

景泰至正德年间是巡抚制度的逐步发展时期，明代巡抚兼都察院官衔就是在景泰时期确立的。景泰三年，耿九畴以刑部右侍郎巡抚陕西，当时各省除“三司”外，还有巡按御史。按照明朝官制，监察官员不受其他官员节制，因而，巡抚在处理事务时常与巡按和按察使发生纠纷。所以，“（景泰）四年，布政使许资言：侍郎出镇与巡按御史不相统，事多拘滞，请改授宪职便。乃转右副都御史。大臣镇守、巡抚皆授都御史，自九畴始。”此后，“凡尚书、侍郎任督抚者俱带都宪，以便行事，”巡抚挂衔都御史成为一项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巡抚便改称为“巡抚都御史”。天顺二年（1427年），由于各省既有镇守总兵，又有镇守太监，因而文臣出镇，“不复有镇守之称，但称巡抚。”镇巡合一后，凡出镇的文臣均称“巡抚都御史”。

这时期巡抚地方化趋势更加明显，一是表现在巡抚准许携妻子赴任。由于巡抚的定设久任，巡抚官常年在外，与家属隔绝，所以在景泰元年（1450年），代宗准许巡抚与所有外官一样，携带妻室于任内。据《春明梦余录》载：“景泰初，给事中李实等奏：‘近年各处镇守、巡抚等官，动经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悬隔，患疾病不能相恤，子女远违，遇婚姻而不能嫁娶，有子者尚遗此虑，无子者更有可矜，乞教各官议许其妻子完住，量给本处官仓俸米，以赡其家。’从之，此巡抚携家之始。”巡抚地方化还表现在，景泰、天顺以后，各地巡抚陆续开府建衙，有了自己独立的官署一一巡抚衙门，而在此之前，巡抚没有独立的办公地点，只能与布政使合署办公。此外，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还取消了宣德十年（1435年）制定的巡抚每年八月赴京会廷臣议事的规定，更加速了巡抚地方化的过程。

嘉靖时期，巡抚制度基本确立，巡抚的各项职能已趋于完善。与以往不同，这时巡抚几乎均加“提督军务”衔，握有军事大权。此后，巡抚提督军务成为巡抚制度的固定内容，这说明，在嘉靖年间巡抚已成为集行政、军事、监察司法等权力于一身的封疆大吏，巡抚制度最终定型。

顺治初年，大多沿袭了明代的巡抚，到顺治二年（1645年）共设巡抚22个，顺治五年（1648年）则增加到24个巡抚：宣府、天津、顺天、保定、江苏（江宁）、凤阳、安徽、操江、登莱、山东、河南、山西、延绥、陕西、宁夏、甘肃、福建、浙江、南赣、江西、郧阳抚治、湖广、偏沅、四川。其后，中央即采取措施对巡抚进行了改制。顺治六年（1649年）裁撤了天津、保定、凤阳、安徽四巡抚，并设置广东、广西两巡抚。顺治九年（1652年）撤废了宣府和登莱巡抚，此时的巡抚为20个。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置了保定、直隶、贵州三巡抚，次年又置凤阳、云南二巡抚；十八年（1661年）裁顺天巡抚，巡抚数量仍为24个。康熙元年（1662年）裁延绥巡抚、操江巡抚，并重新设置安徽巡抚；三年（1664年）裁郧阳抚治；四年（1665年）裁凤阳、南赣、宁夏三巡抚；六年（1666年），保定巡抚裁改为直隶巡抚，即调整到18巡抚。在这一阶段中，巡抚变化的轨迹及调整的原则已十分清晰化，即不仅在一省之中要设有一个巡抚，而且一省之中也只设有一个巡抚。

清初，巡抚的辖区并不与省的辖区相一致，其设置也并不以省为标准。经过顺治、康熙年间的调整，巡抚的辖区范围与省区协调的思路渐渐明确，到康熙六年（1667年）为止，巡抚的辖区即与省的辖区范围相统一了。

巡抚设立之初，既系应地方之需要，而无全盘计划，故关于巡臣的人选及抚区的划定，皆无一定标准。初年所遣，除宪臣（即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外，尚书、侍郎及诸卿，被命出抚者，颇不乏人。代宗景泰三年（1452年），耿九畴以侍郎出抚陕西，因公文不得径下按察司，乃改派都御史。自此以后，巡抚皆专遣都御史为之，而不派遣其他京官。

巡抚人选，初年都由天子任命。至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因辽东之变，帝欲慎重人选，大学士费宏遂奏准设立会推之制，即巡抚候选人由大臣会推后，再由天子任命。

在巡抚的任用过程中，统治集团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原籍回避，即，巡抚不得在本籍任职。目的就在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免巡抚与本家族、本地区势力相结合，形成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明代巡抚中，在本籍任职的只有永乐朝的王彰与叶春两人，史载“终明世，大臣得抚乡土者，彰与叶春而已。”但那时的巡抚制度尚处于萌芽时期，巡抚官属于临时派遣，到后来，巡抚逐渐成为地方大吏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了。

按清代官制，巡抚缺出，均开列具题请补，例由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顺天府府升、奉天府府尹及各省布政使升任。

巡抚例有兼衔。雍正元年（1723年），定巡抚加衔制：凡由侍郎授者，定为兼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由学士、副都御史及卿员、布政使等官升授者，俱加右副都御史衔；由左佥都御史或四品京卿、按察使等官升授者，俱加右金都御史衔。乾隆十四年（1749年）又定，巡抚除由侍郎授者外，余俱兼右副都御史衔，其是否加兵部侍郎衔，应由吏部届时题请酌定。事实上，清代巡抚兼侍郎衔已成定例，因称之为“部院”。

凡不设总督省分之巡抚，多加提督军务衔，以节制本省各镇总兵以下武职，并兼理粮饷事务。

明代宣德时期，不少巡抚常常久驻一地，任期较大，如，周忱任应天巡抚长达21年，于谦任河南、山西巡抚17年，赵新、吴政、曹洪任期均为10年。

《明史·职官志》共列明代巡抚33个，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明代全部十三个布政使司均设定员巡抚，有广东、浙江、福建、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四川、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第二类：设在边境地区，又多在原有的行都指挥使思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主要包括：凤阳、应天、顺天、保定、辽东、宁夏、甘肃、延绥。其中凤阳、应天二巡抚分领南直隶江北和江南府州，顺天、保定二巡抚分领北直隶诸府州；辽东巡抚分领山东布政司所属的辽东地区，宁夏、甘肃、延绥三巡抚则分领陕西布政协委员司所属的三边地区。第三类：组成特别区，主要设置在数省交界、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主要是南赣、郧阳、松潘、偏沅。第四类：组成战区，主要是大同、宣府、天津、登莱、安庐、密云、淮扬、承天。

清制，设巡抚16人，除直隶、四川、甘肃、福建由总督兼外，其专设巡抚的省分有：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新疆、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及台湾。

明代对巡抚的考课，主要由吏部负责，每三年一次，以决定其升迁、蹦陟。此外，巡抚还要参加每六年一次的京察。可见，虽然巡抚位高权重，却依然要受来自中央的层层制约，甚至巡抚遇到升迁，丁忧等特殊情况时，也须等新任到达后，才可离任，否则将受到惩处。如，于谦长期巡抚在外，思念家人，于正统六年推举参政王来，孙原贞自代，未获允许，而擅自回京，因此，以擅离职守罪下狱，并由兵部左侍郎降为大理寺左少卿。

巡抚为从二品官，凡加兵部待郎衔者为正二品。

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更定的文武百官岁禄标准，成为有明一代文武百官俸禄标准的定制。按照定制，从二品的左右布政使月米48石、岁米576石。

俸禄标准是以米石计之的，但事实上却并非全支本色米石，而另有繁杂的“俸钞折色”变化。从二品的俸钞折色定例如下：

顺治十三年（1656年）议定的俸禄标准，成为被后来沿用的定制，按照定制，正从二品俸银155两，俸米155斛。

清代雍正初年实行耗羡归公，支发各官养廉银后，养廉银遂成为有清一代与正俸并行的俸禄制度。

明代巡抚制度确立之后，巡抚大权在握，拥有一省行政、军事、监察、司法等各项权力，成为“三司”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官员。

巡抚职掌如下。不设巡抚之省，以总督行巡抚事，则由总督履行巡抚职掌。无总督设置的山东、山西、河南三省巡抚，其职掌类同总督。

于谦（1398—1457年），浙江钱塘人，字廷益，号节庵。宣德五年（1431年），被破格擢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两省。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族村老人，清道光帝时曾任江苏巡抚。

左宗棠（1812—1885年），清军政重臣。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咸丰十一年（1861年），任浙江巡抚。

明代文武官服一般分为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和燕服五大类，另外还有少数官员会有幸得到皇帝的特殊赐服。巡抚为二品的官服，其公服和常服与其他品阶的官服有明显的区别。

公服：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在朔望朝见、侍班、谢恩、见辞时，以及外放的官员每日清晨上堂时，须穿着公服，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定制，二品官员的公服上织以径三寸的小独科花花纹图样。

常服：官员们参加常朝、日常办公时穿着的官服即常服。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常服形制和公服一样，都是乌纱帽、团领衫及束带。七品文官的袍衫为一尺阔大袖，腰带用素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制，常服在胸背处增加动物纹样，文官二品为锦鸡。这些纹样都设计在方形边框之内，置于团领衫的前胸和后背。文官用飞禽，取其有文采之意。

清代官服中是主要的一种服饰是补服，穿用场所和时间也多。补服，也叫做“补褂”，前后各缀有一块补子，形式比袍短又类似褂但比褂要长，其袖端平，对襟，所以或称“外褂”、“外套”。能表示官职差别的补子，即是二块绣有文禽和猛兽的纹饰。根据《大清会典图》规定如下，文二品绣锦鸡。

补服在服饰种类划分中属于礼服，但补服是一个特殊的服装种类，既属于礼服，又属于吉服。它与朝服套穿时属礼服，与吉服袍套穿时属吉服。清代凡朝会祭祀，都要服朝衣补服，凡筵燕（宴）、迎銮及一应嘉礼，俱服蟒袍补服。

（表格参考资料）

（表格参考资料）

《明史·职官志》和《大明会典》都把巡抚列入中央督察院系统之内，巡抚属中央派造的大臣，而非地方大吏，这是一种传统的延伸。

明代巡抚制度的确立，改变了三司制度下，事权分散，不相统一的弊病，提高了地方行政效率，增强了处理紧急事务的应变能力，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尽管巡抚拥有节制三司，总领一方的大权，然而在明政府严密有效的层层制约机制下，只能听命于中央，而无法发展成为与中央相抗衡的地方割据势力，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明代的巡抚制度为清代地方采用督抚制奠定了基础，它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清代巡抚的调整在清代督抚体制确定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与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紧密相关，尤其与省区的协调是相一致的。巡抚的调整，不仅是为了加强高层政区对地方的有效管理，而且也是对巡抚与总督关系的一种协调策略。所以，这个调整是各种利益关系的最终妥协，归根结底是要达到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最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