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其为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或曰“乃白莲教支派八卦教的别名”，或曰“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支，原名荣华会或龙华会，又名白阳教，八卦教”。这种说法，有很多牵强附会的嫌疑。倒是“天理教是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将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坎卦教和直豫鲁三省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联合之后的新组织”的说法比较接近真实。

然而事实是：嘉庆年间在直隶京畿和河南一带流传的天理教，是由京畿一带的红阳教与坎卦教，河南八卦教中震卦教等秘密教会融合而成的。

而红阳教原为八卦教中坎卦教之分支，明清之交时便已在京城和京畿民间流传，尤其是宛平、大兴一带。在嘉庆年间更是以治病相号召，吸收了许多妇女入教。直隶束鹿县的红阳教甚至专门收夫故绝嗣寡妇入教。它所念咒语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治病消灾之类，道是它供奉的“飘高老祖”有些与众不同。在当时其时势力之大，已拥有荣华会、白阳教等支流。红阳教之部分，后来加入了天理教。其他组成分支的加入与整个天理教领导权，则多由林清、李文成不择手段得来。

关于林清，清代笔记《啸亭杂录》有记录：

有林清者，本籍浙江，久居京邸，住京南宋家庄。幼为王提督柄弄童，随王于苗疆久，颇解武伎，遂为彼教所推，尊为法祖。其人硕身黧面……

因这段逸闻并未见于其他史料，唯《靖逆记》中有与“王提督之家奴王五相往来”的文字。所有对其身世，《靖逆记》却记载得颇为详细：

林清，顺天府大兴县人。其先世居浙江绍兴，父先本自浙北徙，侨居大兴县黄村之宋家庄，充南路巡检司书吏。清少无赖，先本捶挞之，不克悛，屏处药肆，习贾人业。体生疡疽，贾人逐之。清大困，为宣武佣役，击柝守夜。先本卒，清充黄村书吏，旋革去，乃往江南充粮道署役，复役丹阳县署。清有口给，能营贿赂所得，即散去若粪土。及事觉，官绳以法，清潜逃后窘甚，附粮艘短纤至通州，归宋家庄，偕诸无赖少年贩鹌鹑于京师西安门外。有王将军者，清为书吏时旧相识，与其家人同开雀鸟铺，分金不均，且奢用无节制，又见逐。嘉庆丙寅依其甥董国太家。

《董国太供词》称“自从掌教，据说他不嫖赌了”。估计这与他确立自己在坎卦教的威信的目的有关。

坎卦教的首领原为郭潮俊，嘉庆十三年京畿红阳教被人告发，林清受到牵连吃了一场官司，却因为这个机缘夺取了坎卦教的权力。董国太供称：“十三年，他在家教书，因同会的陈茂林被陈茂功在保定府告发，牵连杖责，所有坎卦头目宋进耀、宋进会刘呈祥俱已充徒。郭潮俊亦不能办事，说我舅舅命大，让他做了教首。”而当时的情况却是，郭潮俊虽然资格较老，然“性怯懦，遇事畏葸”，得不到教徒拥护，“林清在保定打了官司回来，我因他势大，就将坎卦教交林清掌管”。

林清取得坎卦教领导权之后，又花费了一些精力统一了京畿一带的其他秘密教会，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坎卦教。林清嘉庆十三年曾与人道；“这教本名三阳教，分青、红、白三色名目，又名龙华会。因分八卦，又名八卦会，后又改名天理会。每日朝拜太阳，念诵经语，可免刀兵水火之厄。如遇荒乱时候，并可乘时图谋大事。”由此可见，嘉庆十三年的林清已经有了政治野心。天理教之名目也由于林清的活动而日隆。所以，嘉庆十六年他开始了联络直豫鲁三省八卦教的行动，并成功地在河南滑县将冯克善的离卦教、李文成的震卦教招至麾下。后来冯、李二人亦成为天理教暴动的核心人物。李文成之所以归附林清，全因他的震卦教教首位置乃林清助他夺来，教内骨干秦理事后供称：“梁健忠本系八卦会内九宫卦首，平日吃斋静坐，同教人都信服，帮给银两使用。李文成从前也敬奉他，自与林清结识后，因林清常说梁健忠所传道不真，李文成曾同众人到梁健忠家讲论，争做卦主。梁健忠因势力不敌，始将家存教内经卷、底簿交给李文成掌管。后来，李文成就敛取众人银钱，送林清使用。”林清在助李文成获取震卦教首领位置后，又引用《易经》“帝出于震”之语，令其他诸卦“各听约束”。这样李文成就变成了河南的八卦教总教主。为了报答林清，他又奉其为“十字归一”，遂有“八卦九宫，林李共掌”的局面。这时候统一的八卦教，已经易名为天理教，然教民们却仍然习惯以旧名相称呼。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十月间，在河南、直隶、山东三省交界地带和京畿地区爆发了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民变。造反的教民先后攻占了河南滑县，直隶长垣，山东定陶、曹县等地。秘密活动于京城大兴、宛平一带的天理教徒在宫中太监的接应之下攻入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嘉庆皇帝还装模做样地为此下诏“罪己”，并在临终前告诫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平变之后，混战中射在隆宗门上的一个箭镞，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嘉庆希望这个箭镞能够对爱新觉罗皇室的子孙们保持一种紧迫：务必宽仁爱民，勿为“害民之虐事”。尽管天理教民变没有嘉庆初川陕白莲教民变的规模，但其深入皇宫的事实确实让满清政府感到惊悸不安。

早在嘉庆十六年（1811），林清、李文成、冯克善三人就多次秘密集会，制定起义计划，决定由林清负责先攻取北京，李、冯再分别夺取河南、山东后派人马接应，会师后，趁嘉庆帝巡幸回銮中，将满族统治者赶回东北。

从嘉庆十六年起，林清就在京畿一带积极传教收徒，为起义做准备。他命令天理教骨干李五在固安县加紧打制刀枪武器，又从居住在宛平县的天理教信徒中选拔精壮青年200余人，每天舞弄枪棒，进行操练，组成了一支起义军。同时，林清又秘密联络宫中地位低微的太监，使他们成为起义军进攻紫禁城的向导和内应。

嘉庆十八年初，林清在京畿地区广泛宣传夺取天下的思想，制造了各种谶语，如“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天理教“要改天换地了”等，实际上成为了起义的一种舆论准备。八月，林清和李文成派来的刘成章共同议定了京畿地区起义的具体计划，决定以“奉天开道”白布旗为标志，暗号是“得胜”，组成一支100余人的队伍，每人头上、腰间各缠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同心合我，永不分离”或“四季平安”字样，作为识别标志。

林清还决定，起义军分东西两路，分别在太监刘得财、刘金、杨进忠、高广幅等带领下，由东、西华门攻入紫禁城。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际，河南李文成等人因机密失泄被捕。为搭救李文成等人出狱，其部下于九月初七日提前起义。林清却因不知此事，仍按原计划行事。

黄仁宇先生谓：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则是一般农民安土重迁，除非有剧烈的天灾人祸，很少机会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险。并且纵使他们被投入变乱的大熔炉，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苍天代黄天，弥勒再生等等传说与观念，发动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规模的暴动。又要待这两种因素牵连在一起，酝酿到一段时期之后，这民变才引导出某种有迹象可循的社会运动，使我们能够考究其在历史上的真意义。天理教民变是完全符合这种模式的。

而大凡民变，其多由土地的产权不晰和经济的分配不均诸种矛盾激化而发生，天理教亦不例外。这方面的原因，以往学者多有分析，认为：乾隆中叶以后，地主阶级加紧掠夺土地，官吏大肆贪污，营私舞弊，从而加剧了直鲁豫三省的阶级矛盾。

嘉庆年间，这一地区占有数百亩以至数千亩土地的大地主，比比皆是。而终岁辛勤劳动的农民，却仍然“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季啼儿号寒，几于无生”。三省官吏之贪污，使这里的“积欠”越来越多，地方官伺机将亏空强加于农民身上。嘉庆十七、八年，直鲁豫三省连遭天灾，到处欠收，广大农民衣食无着，地方官又趁机催科、派差，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从而引发了这场农民起义。以嘉道时期官吏腐败的情形来看，这分析大致不差。唯一值得商榷的是，三省遭灾，地方官员已只不过照常行事而已，催科、派差只是按照往年的规模和形式，谈不上什么“趁机”。地方官吏，即使贪虐异常，亦不愿激起民变。因这关乎他们的顶带和性命，是冒险不得的。

《大清律例》规定：“凡（有司）牧民之官，（平日）失于抚字，非法行事（使之不堪），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监候）。（止反叛而城池未陷者，依守御官抚绥无方，致军人反叛，按充军律奏请。）”然而催科、派差也是上头的任务，在没有得到免丁差的圣旨之前，他们同样不敢马虎，《大清律例》亦有规定，因条目烦琐，就不多说了。所以，帝国时代的官员虽然表面上威风凛凛，内心却是极其痛苦的，更有的已经麻木了。尤其在“第三帝国”。

另外，秘密教会的发展也决定了其造反的必然。民变利用宗教，无非是利用其为它的合法化与合理化找借口。至于秘密教会本身，亦非“农民的宗教”或“被压迫阶级的宗教”。秘密教会的首领最初的目的多为敛财，等到会社发展到一定之规模，必然萌发登基称帝的野心，希望利用会社势力，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农民加入秘密教会的缘由，是希望能够借助其力量改善自己的地位与处境，亦非纯正的宗教信仰。并且中国的民间，本就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民众大多带着世俗的目的参加，故而缺乏改革的精神力量。这种状况决定了除非在政府力量严重衰弱的朝代，否则民变大多没有什么好下场。林清与李文成的经历和天理教暴动本身都能说明这个问题。

有的教科书认为，“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有的辞书亦说，天理教是“白莲教支派八卦教的别名”。这一成说看来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白莲教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很长的一个民间秘密宗教和结社的组织。经宋元明清，历久而不衰，曾多次成为农民起义的工具。明朝嘉靖、万历时，主要由于统治阶级的严厉禁止和残酷镇压，白莲教逐渐分散活动，形成了许多支派，红阳教就是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 红阳教自明末以来在京畿一带十分盛行。从其经典《混元红阳显性结果经》，我们知道它又称混元红阳教。又因其信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字真诀，“以人死为收元”，“谓收元则能上天宫，上天则即到家乡，到家则参见古佛”，故红阳教还称收元教。 红阳教鼓吹“混元一气所化，现在释迦佛掌教，为红阳教主。过去青阳，未来才是白阳”。据清人黄育楩说，红阳教主是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名叫高阳（即飘高祖）于明神宗“万历甲午（二十二年）之岁，正月十五日，居于太虎山中，广开方便，济度群迷”，开宗立教。“二十六岁上京城”，拜倒在有权势的太监脚下。由于他们的资助，红阳教的各种经典得以大量刊行，因而红阳教对白莲教其他支派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现有史料证明，早在明穆宗隆庆年间，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人韩春坡即成为“一辈”飘高老祖。万历七年，“妖人”王铎被杀。据说他自称“天地三阳会”会首，建立三阳殿，塑造了混元祖佛三尊。不难看出，王铎的“三阳会”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红阳教的“三阳”劫变思想，从而也证明了红阳教的历史较黄育楩说的更为长久。 明末清初，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红阳教逐渐向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兵士中发展力量，信徒日益增多，势力很大。因此，当社会上的人们在追求理想中的极乐世界——白阳之时，就有由红阳教派生出来的青阳教、白阳教等教派出现，他们相继以飘高之名相标榜，在各地传教收徒。光绪时宗室祥亨说过：“独怪世衰道微，邪说充行，愈趋愈下，愈出愈奇，任意捏造经典，随时更改教名，各肆其妖妄、狂悖荒诞不经之言，为惑世诬民之具。”这段话无疑反映了红阳教及其支派的发展、变化情况。 入清以来，红阳教在京畿一带仍然十分活跃。顺治三年，吏科给事中林起龙在其奏疏中就指出：混元教（红阳教）“以烧香礼忏，煽惑人心，因而或起异谋，或从盗贼，此真奸民之尤者也”。康熙年间，学士傅达礼又上奏说：红阳教虽“先经严禁，至今尚未革除”。到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我们从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京畿地区的“三阳”教的活动还是十分频繁。正如嘉庆所说：红阳等教“自顺治年间已有此名目，百数十年来重典惩治，所办巨案，不一而足。前年（嘉庆十八年）林清等犯门倡乱，仍由邪教而起”。 然而，红阳教的活动又不仅仅限于京畿地区。早在顺治年间，山东就有红阳教的支派八卦教在活动了。 顺治年间，京畿红阳教的一个首领、太监魏子义“转传于李乐天，到山东又改名刘奉天，传与南方郜姓。又传与清丰人秦姓，又传与曹县王姓，这二人都是犯案活罪死了。” 史载，清初，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创立五荤道修元教，妄造五女传道妖书，分八卦收徒党”，信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字真诀。这就是八卦教的由来。刘佐臣死后被其后代尊为“刘奉天”。由此可知，刘佐臣就是刘奉天。再将上引的两段史实反映出来的时间、地点、人物联系起来看，那么，刘佐臣很有可能就是李乐天，至少也是红阳教首领李乐天的徒弟。他于顺治、康熙年间在山东创立了八卦教。而八卦教“本名三阳教，分青、红、白三色”。所有这些，都最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刘佐臣创立的教派，虽然是以八卦为组织形式，进行传教活动，但实质上仍然是红阳教。换句话说，八卦教是红阳教的一个支派。 八卦教出现之后，迅速遍及全国许多地方。从清世宗上谕中，可以看出，八卦教于雍正年间，势力已达江南、河南、山东、直隶、山陕。乾隆、嘉庆年间，八卦教的势力更扩展到关外奉天一带。迨至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八卦教代代相传，历久不衰。这说明八卦教分布的地区宽广、人数众多，然而它们又各自为政，既互不统属，也无组织联系，门户之见森严。例如，嘉庆十七年五月，清政府拿获的河北滦州八卦教首董怀信，与林清等领导的天理教并无关系。可见，天理教并不就等于八卦教。 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在河南临颖县“捕获妖贼王忠（中），讯供教主刘省过，即佐臣曾孙。而忠即八卦党之震卦，省过、忠并伏法”。因王中案被清政府杀害的山东宁阳县人孔万林，是八卦教中的坎卦。在这前一年，清政府还杀害了离卦教首郜告（生）文。八卦教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乾隆五十一年初，刘省过的儿子刘洪因传教在山东被捕，直隶大名一带的八卦教徒段文经等为此曾发动武装斗争，杀死大名道熊恩绂，成为震动一时的事件。这次斗争不久失败，刘洪及其兄弟一起被害，各地的八卦教徒又遭到一次镇压。次年，王中的儿子王子重被发遣新疆，其子王栋在京为奴。郜姓家族中有一支也因“屡次犯案，于乾隆五十二年间，遂迁居山东聊城东关外，改为高姓”。这时，表面看来，“各卦已零落断绝”，其实，“直隶、豫、东三省多有余孽潜藏，未及破露者”。此后，由于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八卦教不仅再度迅速前进，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林清、京畿大兴县宋家庄人。嘉庆初年，由于清朝日益腐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加以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的鼓舞，他决心利用民间秘密宗教作为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组织形式。于是，“倡兴白（洋）阳教，各处勾结夥匪”。又立志将散在京畿的青阳、红阳、白阳三教统一起来，为此他提出“三教归一”的口号。但是，当时京畿地区各教派林立，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要把所有的“三阳”教统一起来，实非一件易事。林清为此做出了许多艰巨的努力，首先将白阳教中的两支统一起来，嘉庆五、六年，林清和青县白阳教首边二“序齿结盟”。嘉庆十一年，固安县的白阳教首张四胡子把当地“四股一百余人全交给他（指林清）管了，以后李得们都听林清的话”。此时，林清已成为京畿地区一支新的白阳教首。接着，林清为了扩大白阳教的势力，又加入了刘呈祥（刘后来成为天理教的重要骨干、攻打紫禁城的带队者之一）等人领导的坎卦教。嘉庆十四年，林清就做了坎卦教首。这支坎卦教是“北方元上坎宫孔老爷门下”。“孔老爷”即孔万林。因林清是白阳教首，故此后坎卦也称白阳教，说明坎卦与白阳教已合二而一了。 从嘉庆十四年以后，林清继续传教收徒，经过几年的努力，至嘉庆十八年，他终于把京畿青阳教中由屈四领导了一支和红阳教中由李老领导的一支吸收进了白阳教。屈四、李老等人后来都成了天理教的骨干。至此，林清初步完成了统一京畿“三阳”教的任务。 还在林清于京畿倡兴白阳教、统一“三阳”教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林清又提出了“八卦总该归一”的口号，试图联络直鲁豫三省的八卦教。嘉庆十六年，林清来到滑县，会见了震卦李文成和离卦冯克善。 李文成是河南滑县东北五里谢家庄人，世代以泥水匠、木工为业，饱受了封建官府的欺凌和压迫，嘉庆十年前后，他加入了南阳人梁健忠领导的震卦教。由于他很有才能，对“教中事有条理不当者”，辄“厘次剖析，众推服之无异词”，成为滑、浚一带震卦教的实际首领。应该指出，滑、浚一带的震卦教，均称为“东方震宫王老爷门下”。“王老爷”指王中。其后李文成被徒众称为“当日震卦教王卦主转生”。 冯克善也是河南滑县人。嘉庆二年，离卦郜姓的再传弟子王祥“教克善拳法，克善尽得其术，徒手搏击，数十人无敢近者。”之后，冯又将拳法传给了山东德州宋跃隆父子和滑县牛亮臣（后成为天理教的军师）的儿子牛文成、浚县的李大成等人，“众遂奉克善为离卦头目”。这就是说，离卦除了郜姓本家继续传教外，又分出若干支，其中的一支是直接由冯克善领导的。然而，无论郜姓本家和旁支，“凡有在教者，均称为‘南方离宫头殿真人郜老爷门下’”。 林清到了滑县之后，和李文成、冯克善结“为刎颈交”，并“倡言李文成系八卦教主，伊等习教之人遂各深信”。接着林、李合伙夺了梁健忠的卦主位，李文成当了卦主。“震卦为七卦之首，各听约束，其后兼理九宫，统领八卦。文成见清大悦，奉清为十字归一。于是八卦九宫，林、李共掌。”至此林清初步完成了“八卦归一”的任务。林清等又“推算天书弥勒佛有青洋（阳）、红洋（阳）、白洋（阳）三教，此时白洋（阳）教应兴。”他们又达成协议：起义成功后，由林清、冯克善辅佐李文成管理天下。这样，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愿望，迅速促成了林、李、冯三股势力即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八卦教中的坎卦教和直鲁豫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的联合。 林、李、冯组织起来的这一新组织何时正式称为天理教的？文献资料尚无明确记载。只是赵如椿《黎阳闻见录》在嘉庆十八年九月七日的记载中写道：“浚县东关外民获贼七人，身藏白布，旗书‘奉天开道’字，复获黄纸逆词，称‘天理示署先天祖师刘、后天祖师林’。”这可能是关于起义者打着“天理教”旗号的最早记载。嘉庆在上谕中也说，据林清供，“八卦教今改名天理教，其党羽散布各处。”由此基本可以断定，大约在嘉庆十六年至十八年，林、李、冯将他们成立的这一新组织定名为“天理教”的。 总之，天理教是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将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坎卦教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联合之后成立的新组织，它有着本身的特点，并不等同于八卦教。所谓“天理教又名八卦教”这一习惯看法是并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