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托古传道”作伪者，多有托“风范之家”，传己学识与心思的心理。他们或假托他人之名而传播，如《大禄阁外史》;或沿袭旧名作新书，自著自注以流传。然而，排除此类伪书之盗名瑕疵，还原它真实的历史内容，我们不应当错视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 滤其虚伪，仍可见其极高的史料价值;至于融入作者学术研究的伪书，如《银海精微》，虽伪托医药大家孙思邈之名而获流传，却能“辨析诸症颇为明析”、“其法补泻兼施，寒温互用，亦无偏主一格之弊。”蕴藏了中华民间医药之实践偏方而颇具有药学研究价值。 美化圣王，丑诋罪主：古代典籍美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丑化桀、纣，王充认为这是“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是人们的主观故意。这种主观故意恰好迎合了世俗之人的好奇之心，“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 （艺增篇）美化圣王、丑诋罪主与“俗人”的“好奇”心态相联系，就使得伪说流行，伪史迭出。儒经中伪说、伪事的出现，还和儒家经典传授注重师承、不敢怀疑有关。王充说：“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正说篇)刘知几也认为虚美的根源在于儒家的偏私和授受传统，他在考察了《春秋》中五种“虚美”的情况后说：“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 古代学术传授，拘于师说，不敢有所怀疑，必然导致伪谬出现，后人习之而不自觉，遂使伪谬愈传愈广。对此，刘知几曾指出，孔子等圣贤在著书立说时，“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但后人或“拘于礼法”，或“限以师训”，对此深信不疑。他说：“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斯并襄贤精鉴，已有先觉。而拘于礼法，限以师训，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总之，后世之人缺乏疑古精神，对圣贤之言和前代之书不敢怀疑，“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 (书虚篇)，“后来诸子，承其伪说” ，必是谬种流传。刘知几勇于怀疑儒家经典的伪谬，反对随声附和，主张独立思考，表达的恰恰是疑古辨伪工作的思想前提。